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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存在是否对世界稳定有所帮助?经济、军事、政治甚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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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美国相当于商人,只有社(河蟹)会和谐,它才能赚更多的钱。伊(河蟹)战,为了每个商人的汽车能以合理的价格加油的权利(伊(河蟹)战开支能买完全部伊,拉,克的石油了),伊拉,克是加油站的扛霸子。大家好了,自己才会好。志存高远,心系天下。当自(河蟹)由,民(河蟹)主之风刮遍世界的时候。我打字也不用这么辛苦了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红楼梦》中人语,“外面看着虽是轰轰烈烈,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用在当下的唯一超级大国身上,仍显得格外贴切。美国的难处在于其肩上的重负;更要命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自觉于这个重负,因此也决定了其肩上的巨大包袱绝非一时半会儿内能够卸下。身肩重负,彳亍前行,其难足可想见。

  美国肩上的包袱有两个。其一,在文化、道德、制度等层面,基于宗教根源的几乎天生的优越感。其二,对后进国家步步为营的小家子心态。

  毫无疑问,美国是有优越感的。如果说在建国之初,这种绝对的优越感还有或多或少的积极因素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就难免日益成为制约国家取得新发展、文明实现新进步的桎梏。

  上帝般的优越感是一切帝国的通病,而它也宿命性地决定了帝国的最终归宿。在上帝般优越感的笼罩下,一切所谓的创新,毫无疑问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小伎俩,短暂的复苏、繁华亦不过是下一个更大崩溃的招魂幡罢了,根本无足改变历史的必然轨迹。就此而言,美国很可能仍在重复着另一个历史故事。

  上帝是全能的,当然也应当是永远正确的,它已然实现了自我的终极目标。既然正确得都永远了,那还有向其他文化、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丝毫必要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在如此认知态度的支配下,在顺境中,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动用全部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等),四面出击,以实现势力范围的绝对和相对扩张。短期内,虽然威风八面,但战略资源的绝对消耗,瓦解了长期可持续性基础。一旦逆境来临,以如此心态把持的国家,也绝对难以认真地自我反省,往往都是本能地把矛头指向外部,千方百计、不顾后果地转嫁矛盾,进而使其外部环境更为恶化,不但延缓了自身走出泥淖的时间,也拖延了他人的后腿,更为再一次的轮回做好了各种准备。

  以本次危机为例,曾经备受推崇甚至已经宗教化的美国政府的监管能力、市场构架、公司治理、经理人诚信等,无不被证明存在着极大问题。这个被事实不断证实着的过程,虽然如毒蛇啃噬人心般令人痛苦,但在上帝般优越感的支配下,其他文化、其他制度的优点都绝难被看到、被承认、被借鉴,而这也最终决定了那些致命的问题都难以得到本质性的清算,就更遑论彻底解决了。当花旗的股价随着“银行国有化”的流传和澄清而入地上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断言,美国的危机还远未见底。既希望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的错误、贪婪买单,又不希望政府的监管(甚至仅仅名义上的监管),还时时摆出一幅维护市场基本准则舍我其谁的嘴脸,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盗逻辑吗?

  毫无疑问,美国对后进国家也一直把持着步步为营的战略,这种战略也是一切帝国的标志性旗帜之一,因为上帝只能有一个。这显然是一个小家子气的战略,在地球村的时代,这样的战略不得人心,因此也绝无取胜的可能。

  以中美贸易为例,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一直使美国的“上帝们”如芒在背,并屡屡以此为借口进行打压。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两国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有一个存在的前提条件,即美国政府为两国间贸易设置了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如果美国放开这些限制,两国实现贸易平衡是有条件的,或许美国还能实现对中贸易的顺差。这本来是有利于两国共同发展的好事情,但在与邻为壑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宁肯“忍受痛苦”,也誓死不放松贸易限制。

  巨石无法阻挡种子的萌发,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也阻挡不了一个大国的崛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向中国推销美国国债的呼吁,就显得缺乏一些诚意,而这实实在在地削弱了两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基础。中国要这么多美国国债做什么呢?让美国人寅吃卯粮的习惯恢复得更快些吗?让美国银行高管的贪婪更变本加厉些吗?

  包袱背在肩上是包袱,放下就或许成为前进的财富和动力。我们对美国短期内主动放下包袱并不乐观,但历史又时刻提醒我们,无论是谁,这样的包袱终归是要放下的,因为背负它,对人对己都太过沉重。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没了美国,中国或俄罗斯照样主导世界,或者两者共同主导世界,如果再把欧盟容纳进来,那么美国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堪称世界工厂,俄罗斯是资源和能源的聚宝盆,美国坐大完全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毫发无损而坐收渔利 ,而两次大战使欧亚大陆的传统强权无一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美国第一大产业是军工业,所以要有威胁论。 美国的债务是别人帮它还钱,其中一点,美国欠A1000万和欠8000亿有什么区别?答案事没有区别一样会打跑,所以众家才会减持债卷!政治和文化,美国不会轻易介入,因为那是侵略。

  当然,美国又不能突然掉下,因为全世界都要承受它的债务,而一些小国家是承受不起的!大家花美元,恨美元,也要保美元。就算美国经济衰败,美元下台,也要过度!!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有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美国,尤其是目前中国的经济触角已经遍布全球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才只有几艘驱逐舰能出去护航,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没法想象。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现代主义学派中新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核心,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霸权稳定论不只是一种学术理论,而且是现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指导。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学派之一——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它关于霸权有利于国际秩序稳定的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因而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需要实力(power)基础之上的权力分配以及随之建立的霸权体系。但是与实力论不同的是,这个体系的主导国(霸权国)应该是(至少理论上是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它)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霸权稳定论”(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HegemonicStabilityTheory)一词最早为美国学者基欧汉所使用。197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出版《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为该理论“奠定基础”。此后,克拉斯纳与吉尔平等人相继予以补充完善。

  霸权稳定论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它包括许多复杂的内容,不同学者的表述也不同。就经济领域而言,归纳起来,霸权稳定论大致有以下几点:

  就是说,特定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需要霸权来维持(或言之:有霸权才有特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所谓“霸权”,尽管霸权稳定论者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是指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具有压倒别国优势、能够发挥领导支配作用的大国,例如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理论学者认为霸权与经济秩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霸权国权力占明显优势时,国际系统内的经济秩序就处于良好状态。反之,当霸权国权力下降时,国际经济秩序就会变得紊乱起来,并随着霸权国的完全衰落而最终瓦解。所以霸权系统对国际经济秩序是至关重要的。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援引英美霸权时期与国际经济体系较为稳定的同步现象来说明这一点。金德尔伯格认为,1850~1914年的世界经济相对稳定,其时,英国以自由贸易、金本位和海军提供领导作用”。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乃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而美国又不愿承担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责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金德尔伯格强调霸权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世界经济要稳定,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stabilizer),而且是一个这种国家”。霸权稳定论往往被用来解释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动荡,霸权稳定论者认为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一种迹象和前兆。其潜台词是:要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有继续维持和加强美国霸权的必要。

  在回答“为什么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霸权”时,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大都把霸权国形成的必然性的讨论与所谓“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collectivegoods/publicgoods)概念联系起来。该理论认为,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集体产品”或“公共产品”,个人、家庭或公司消费这类产品时,不会减少其他潜在消费者获得这种产品的数量,如公路、人行道或灯塔。但是,由于个人可以免费消费它们,公共产品往往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行为的主体愿意为这种产品承担更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有某种机构(例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它们付费。对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而言,也存在类似的公共产品: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规则,例如建立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上的自由开放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它有助于人人可以得益的商业活动;甚至国际安全亦可看做一种集体产品,因为只要建立了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任何国家(不论是否为此出钱出力)均可享受一个安宁的对外交往和国内建设的环境。

  按照金氏等人的学说,只有霸权国才既有动机也有能力提供诸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对外投资及运营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之类的“公共产品”,乐于承担维护该体系的过多的责任”。也就是说霸权国有意愿、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集体产品。霸权国的经济可以对世界经济的运转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声誉,在既定的问题范围内,建立为所有经济活动的主体集中关注和遵循的原则、规章和决策程序,确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防止和处罚欺诈行为并着手解决“搭便车”现象。19世纪的金本位制和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是霸权国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有效事例。霸权国的存在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公共商品,让资本稳定地流动,并且迫使那些“免费搭车者”(freeriders)补票,从而可以有效地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这就是金德尔伯格所说的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霸权国通过制定和维护一整套的国际体制,影响和支配他国,从而形成霸权体系内的相对和平与稳定。所谓规制,主要是指那些“在既定问题范围内,经济行为主体所集中关注的那些原则、规则、条例和决策程序。”它通过规定合法行为、禁止非法行为而实现合作与协调。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regimes)就是霸权国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制定出一系列的原则或规则,诸如自由贸易、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规章制度,并且依靠自己的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例如市场规模、控制通货的能力以及自身经济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来影响、要求或者迫使其他国家遵守这些游戏规则。由于制定有效的国际规制可以防止出现全球性的经济混乱,保持国际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美国霸权的产物,应该归功于美国领导下的霸权系统以及系统内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规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这类国际经济体制的典型。

  霸权稳定论的提出在国际关系学界反响强烈,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以下几点:

  且不说对于“霸权”的定义就有优势说、形势说和地位说,对于霸权国性质的看法也存在分歧。金德尔伯格认为霸权具有排他性,霸主国只有一个,霸权国与他国合作领导一个国际体系的可能性很小。吉尔平则认为霸权合作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一些学者将之发展成霸权合作、霸权后合作理论,主张由美、日、欧共同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经济规制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原则,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打破各国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措施,实现商品、劳务、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从而达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霸权体系存在实力的差别,从国际规制的制定、实施来看,整体上有利于霸权国。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研究霸权体系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在霸权建立和霸权上升时期,霸权国都主张并奉行自由主义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因为霸权国占有最领先的技术,霸权国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在霸权系统中,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受霸权国超强权力的控制。不论是英国霸权时期推行的自由贸易还是二战后美国推行的国际自由经济,一定程度上都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国家分工和国际交换的不公平、不合理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一大特征,这主要是由国际规制造成的。

  霸权稳定论的怀疑者认为,只有当霸权国能够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且主要经济强国(霸主国的合作伙伴)与霸权国有共同利益(对自由的市场体系的发展感兴趣并作出努力)时,霸权才可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否则,霸权国易成为实际上的“经济帝国”,用强力支配和剥削霸权体系内的他国,从而引起不满和争斗,造成体系的动荡不安,这时霸权的存在无疑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阻碍器”。实际上,霸权国能够始终如一地为实现自由经济秩序而努力并真正建立这一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霸权国会为了国际整体利益作出牺牲,放弃对国际统治工具的主动权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上霸权的转移没有一次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霸权衰微或受到挑战时会不惜使用非常的手段来护持,这是造成国际秩序动荡的根源。

  这个问题围绕霸权衰落的原因而展开。霸权稳定论者承认霸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霸权系统存在权力扩散的现象,那就是原属霸权国的权力、资源向其他国家转移,他们往往借用物理学的“熵论”(entropy)来说明这一点。他们认为,霸权的权力扩散,主要是因为“无票乘车”现象,即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免费享用公共产品的好处而没有付出应付的份额,霸权国要维持体系的稳定必须承担责任作出一定的牺牲。例如要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世界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可能意味着霸权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外流,形成其他经济中心;军事安全方面的承诺会使霸权国背上沉重的负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引发国内问题。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对公共产品的无偿支付和提供,这会逐渐削弱霸权国对于关键资源的相对优势,进而使霸权国丧失继续维持霸权的信心。但是,许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虽然注意到权力扩散的现象,但认为“无票乘车”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一,无票乘车是经常性现象,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在体系内加以解决;其二,无票乘车是否一定削弱霸权国,使霸权无法维持尚待讨论,况且无票乘车有一个积累过程,霸权国可以通过不断的经济和科技的创新保持自己的优势。不过,他们对于霸权衰落的原因,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70年代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是因为美国作为二战以来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的式微。由于新兴强国的竞争和国内经济的衰退,美国已经无力继续实施其愿意实施的规则,终于不得不放弃部分规则,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不足或者说缺陷,如没有提供足够的工具管理国际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具体例子),美国为维持它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及时地主动放弃。但是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放弃对美元的管理、放弃美国的利益。相反,美国放弃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制度是有其利益驱动的,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放弃,与控制美元、维护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霸权衰落的结果。美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造国际货币体系,放弃不必要的制度约束,恰恰是美国霸权顶峰的体现。

  霸权稳定论将世界经济的稳定与霸权(体系)的存在联系起来,认为霸权国建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和维持这种经济秩序的国际规制,并且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加以解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很大。

  1.霸权———不论霸权国是一国还是几国———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结构,它与多边自由的国际秩序是不能相容的。

  霸权体系下的利益分配是极不平衡的。霸权国之所以愿意提供公共产品是因为它本身能够从中受益,而且它的受益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包括霸权合作国。譬如,在公共产品输出的同时,霸权国也向外输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从而造成了其他国家对霸权国根深蒂固的依赖。这也是70、80年代出现的“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因此,希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霸权国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以公正为基本特征的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现实的。

  霸权国及其建立的霸权秩序具有等级结构的特征,霸权国建立和维持国际系统的意愿和行动,出自霸权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维持霸权国与系统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或潜在挑战国的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基于这种假设,至少在三种情况下,霸权国不能发挥稳定秩序的作用:

  A.霸权国非常乐意维护那种可以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秩序的稳定,但是当体系内出现了新兴强国或者其他挑战国时,霸权国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防范和遏制这种威胁。日本与西欧的经济虽然十分强大,但是美国可以美日同盟和北约为后盾,通过对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导性控制,使日、欧对它的经济政策俯首帖耳;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把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是美国经常使用的杀手锏;至于对待那些敢与美国叫板的“无赖国家”,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堪称典范。

  B.在霸权体系内,霸权国关心的是维持霸权国与挑战国或竞争国的权力关系现状,而非系统内所有成员国的现状。换言之,霸权国要维护的是相对优势的地位,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领导地位,即使体系内出现局部的动荡,霸权国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责任心。例如,在1997年爆发并波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对亚洲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中国而非美国领导的IMF。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的一致称赞,与它们对IMF效率低下、条件苛刻的抱怨形成鲜明的对照,值得我们深思。

  C.当霸权国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挑战无力应对时,霸权国则会主动放弃自己创立的体系,带头破坏国际规制,或者制定新的规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致造成国际体系的不稳定。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英国的表现就是如此。在危机的压力下,英国首先放弃金本位制使英镑贬值,并且构建“英镑区”实行特惠制和贸易保护。金本位的崩溃,使得资本主义国际交换中的自动调节作用失去效力,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以黄金为中心的货币制度瓦解,从而使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空前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关税战,国际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各国为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展开残酷的角逐,形势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作为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霸权象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在战后初期对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对这种稳定的解释,如果忽略冷战的特殊因素,是不全面的。在战后的50、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既依赖美国的援助又需要美国的保护,因而惟美国马首是瞻。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处于美国占绝对优势的单边主义的支配之下,而非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倡导的多边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绝大部分的国际规制都出自美国之手,其他国家只能惟命是从。“马歇尔计划”在支援欧洲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大大便利了美国剩余资本的输出,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开始缓和,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些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国家,逐渐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不满甚至公开作出挑战(例如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大量抛售美元、抢兑黄金,给美元造成极大的贬值压力),它们要求建立能够体现自身利益的自由多边的经济秩序,因此与美国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而当时的美国面临越南战争受挫、第三世界反对和国内经济危机的严峻考验,可谓内外交困,无力应对经济竞争者的挑战。1971年、1973年美元先后两次贬值,各国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以美元中心地位为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西方世界的经济陷入动荡。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期,美国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挑战的时期,正是多边自由的经济秩序开始形成的时期,这说明自由多边的经济秩序与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美国倡导的霸权体系,并不能真正起到长期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

  就霸权稳定论提出的背景来看,70年代的美国受到国内外的冲击,不少学者深感国力衰落,昔日雄风不再。然而美国不愿放弃它的霸主地位,同时又认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维持原有的霸权体系。因此,它迫切需要寻找合作伙伴,希望通过说服它的盟友给予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持原有的体系。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为美国的霸权及其建立的霸权体系寻找“合法性”依据,于是霸权稳定论甚嚣尘上。霸权稳定论的实质,就是要维持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及国际经济秩序。

  通过霸权稳定论,我们不难窥见美国人迷恋霸权的怀旧心态,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70年代以来的对外政策。“三边委员会”、八十年代工程”以及七国集团的建立及实施,美国通过领导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进行经济政策的协调,继续垄断世界经济霸权的企图十分明显。无论是卡特政府的“世界秩序政治”,还是布什、克林顿宣扬的“世界新秩序”,根本性质都是一种“霸权秩序论”。1994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声明“安全、经济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概括起来就是要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整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的实力来源更趋多样化、分散化。当今世界,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不仅仅是其外汇储备总量、占世界贸易份额,参与国际组织、进行跨国生产、控制高科技产业乃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此外,商品输出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渗透力———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也是无形的实力。70年代以来,美国操纵国际事务的能力有所下降,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对其他国家的控制能力,而是因为它将权力“下放”给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一些学者在研究了当今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后认为,美国仍然比国际系统中任何一个大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国的地位都要稳固,所占优势比它们都要大。因而美国的权力实际上是增强了而不是衰退了。美国旷日持久地对伊拉克和古巴实施经济制裁,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唆使北约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不仅阻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局势动荡、社会混乱,甚至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灾难。可见,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目标,就是建立和维护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单极世界,让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希望建立的多极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面临更加广泛而深刻的问题,各种理论思潮都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对于霸权稳定论应当冷静、客观地分析,不可轻信。可以预见,霸权稳定论将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并发挥影响,对它的讨论也远没有结束。霸权稳定论提出的是,美国的霸权要不要维持或者美国的霸权衰落后原有的国际体系要不要维持的问题。综观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美国显然是在维护甚至加强它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更加重视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建立“多边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当前,美国摆脱了经济的困难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增长,并且依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无与伦比的优越地位,而资本主义世界也未出现大的动荡,这似乎又给霸权稳定论提供了市场。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和混乱、民主和经济的增长倒退的世界,而保持美国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对于……民主、开放的经济和国际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美国的经济奇迹与冷战结束的特殊背景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有很大关系,国际经济规制并没有多大改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存在根本缺陷的,国际经济规制主要是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体系内的规则并不完全适用于、有些甚至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繁荣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出现债务危机加剧、贫富矛盾尖锐、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因此,要保持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如何缓和南北矛盾,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能够体现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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